老李买好了火车票，要回家了。他说这次是真的回家了。
回家前的心情忽好忽差，想到即将与女儿兄弟姐妹们团聚，他心里激动高兴；想到即将离开工作了二十年的深圳，他又有点留恋不舍。
老李的老家在四川成都平原，那里是天府之国，也是人口大省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他与百万川籍农村青年一起，怀揣梦想，离开了那片肥沃的土地，往南、一直往南，来到了深圳这片气温很高的热土。
自从他们来了之后，深圳街头的川菜馆就渐渐多了起来，同事中也有很多川籍同乡，二十年来，每天要得，要得”川音绕耳，倒也不觉得寂寞。他文化不高，只有初中文凭，嘴上念不出 “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他乡”的诗句，可心里或多或少有点他乡似故乡的感觉。每年春节在老家过完年，他都会自然而然地说出“回深圳”这样的字眼，一个“回”字，道出了他对深圳的认同和亲切感。
老李年轻时做过建筑工地工人，也当过保安员，后来进了一家大型服装厂，从普工做起，因勤奋加上有点小聪明，不久就跟师傅学做机修，现在已经是一名老资格的机修师傅了。他的妻子也在这家厂里做衣车工（缝纫工），这几年深圳衣车工越来越少，熟手越来越吃香，工资也逐年增加，两口子一个月有近万元收入，在深圳的小日子过得不错。深圳的员工保障比较规范，两口子参加社保都超过了15年，未来都可以在深圳领退休金，对于从农村出来的他们来说，已经很满足了。他们用这些年的积蓄，去年在老家的县城买了一套三居室商品房，做好了十年后叶落归根的打算。
可是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叶落归根的日子突然提前了。
美国的次贷危机，欧洲的债务危机，这些远在天边、他们从来不关心的事情，却悄悄的和他们有了一点联系，工厂的欧美订单比以前少了。在他们为加工资高兴的时候，老扳却为订单不断减少，招工越来越难，加工成本逐年提升而愁眉苦脸。当人工成本高到足以吞噬全部加工利润的时候，工厂就难以为继了。他们所在的工厂就到了这样的境地。
传统的服装加工业到了这个时候想要生存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：转型或者转移。转型的过程痛苦漫长，转移则相对简单。他们的老板选择了后者，把工厂搬到成本低廉的东南亚。老李是机修师傅，老板愿意聘用他去东南亚工作，却不同意续聘他的妻子，因为东南亚的车工工资低得多。权衡之后，老李选择与妻子一起离开这家服务了十几年的工厂。这时他才发现在他熟悉的周围已经找不到同类的服装加工厂了，工业区内那些工厂早已或关门或转行，原来的车间都装修一新变身为服装门店和餐饮店，工业区正在向综合商业区转型。老李和妻子明白，如果想继续留在深圳，他们只能改行，或者叫转型。
这几天老李对转型这个词特别敏感，以前在电视上和报纸上也常常听到看到这个词，他从不在意，直到现在才感到转型的真切和迫切，他好像突然觉得眼前的深圳和他曾经熟悉的深圳已经完全不同了，深圳正在转型，他想起了电视上说的什么现代金融业、现代服务业、现代物流业、现代高新科技园，就是没有他拿手的电动缝纫机维修业。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，转不了型了。面对五彩斑斓的深圳，他突然有了一种比他刚来深圳时更加强烈的陌生感。此时，二十年来已经变得有些模糊的家乡，在他心里又重新变得清晰起来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去买了两张深圳到成都的火车票。
当老李把要回家的消息告诉家里人时，他的兄弟对他说：你回来得正好，县里刚开了家大型服装厂，正缺人手呢。老李听后乐了，对老婆说，老家也在转型，咱跟不上深圳的脚步，却正好踩上了家乡的节拍。
老李走了，带走了一个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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